明鹿鼎记【0973 内阁出奇的一致】(3/5)

在外收罗齐楚浙党为主的官吏作义子走卒，人称“阉党”。

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将有田尔耕等“五彪”，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徧置死党”。

魏忠贤秉笔批红，掌握朝政，从首辅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迁削夺。

魏忠贤握有军权，可随意任免督、抚大臣，也握有经济大权，派亲信太监总督京师和通州仓库，提督漕运河道，派税监四出搜括民财。

内外大权一归忠贤。

魏忠贤出门车仗，形同皇帝，所过之处，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魏忠贤九千岁。

阉党和无耻官吏还竞相在各地为他修建生祠，一祠耗银数万乃至数十万两，祠成后，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论死。

魏忠贤专权时，厂卫特务更是空前嚣张。

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就开始自任东厂提督。

锦衣卫的都督，则是魏忠贤的干儿子田尔耕担任。

厂卫勾结，大兴冤狱，残害异己官吏，勒索钱财，暴虐百姓。

“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

一次，京城四个平民在密室夜饮，一人酒酣耳热，大骂魏忠贤，其余三人不敢出声。

骂者话音未了，突有隶役数人冲入，捉四人面见魏忠贤，魏下令将骂人者当场剥皮，另三人赏钱放回。

生还者吓得魂飞魄散，险成疯疾。魏忠贤肆虐专政七年，使明末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

思宗即位后，虽然逮捕了魏忠贤，罢逐了阉党，但积重难返，他仍然任宦官、倚厂卫，还振振有词地埋怨大臣：“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就这样直到明朝灭亡。

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或督主，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

通常由司礼监中排名第二或者第三的秉笔太监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

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

除此以外，设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由锦衣卫拨给，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

其余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

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又叫“档头”，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

役长各统帅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干事”，这些人也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分子组成。

东厂不仅在机构及人员配置上更加精干合理，而且在侦缉行动上制订了相当严密的制度。

如每月初一东厂都要集中布置当月的侦缉工作，厂役在东厂内抽签决定所负责的地盘。在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东厂厂役的工作种类都有特殊的名称。例如监视朝中各部官员会审大狱及锦衣卫拷讯罪犯者名为“听记”，在各处地方官府访缉者名为“坐记”，还有某位官员有何举措，或某城门捕得要犯，胥吏记录上报东厂者名为“打事件”。

东厂第一任厂主已不可考，《明史·成祖三》记载“是年，始设东厂，命中官剌事。”

明代大太监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都曾统领东厂。

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

一人掌理，委以缉访刺探的大权。

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

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

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

东厂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

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不经司法审判，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

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

《明史·刑法志》：“刑法有创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又“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

明代东厂大堂入内即可见大幅岳飞画像，提醒东厂缇骑办案毋枉毋纵，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

可惜东厂在实际办案中完全背离了这个初衷。

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

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

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

明代的刘瑾、魏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