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镜梦第9章 马关有侠商(2/2)

扶桑把农业大饥荒称之为“凶作”，“天保凶作”发生在天保四年到十年（1833年至1839年)，天保四年气候多变多地冻灾和暴雨，奥羽大洪水、关东多次暴风雨，当年西国收成仅是往年的三分之一，而本州中部、北陆到东北地区或三分之一，或颗粒无收，全国大歉收，历史上称之为“巳年饥馑”。之后的三年农业依旧没有起色，收成只有天保凶作之前的四成，这四年间仅本州东北地方就饿死十数万人。到天保八年到天保十年(1837年-1839年）又发生全国范围的虫灾和瘟疫，天保十一年勉强是个平年，但之后的歉年一直持续到天保十四年（1843年）。

农业饥荒导致米价暴涨、各地町民和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一揆频频发生，在此背景下幕府和各地大名采取了各种手段挽救社会困境，历史上称为“天保改革”。

幕府采取各种救济措施如供给大米、设置救灾窝棚、限制造酒、降低商品零售价格、出卖存米、禁止货物的囤积等。各藩也为了应付这一危机，努力确保粮食供应，但实际上由于连年歉收当时的全扶桑粮食产量不足，锁国政策下无法获得外部的粮食供给，因此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天保改革的尾声发生在天保十二年（1841年）。

天保八年（1837年）四月，德川家庆就任第十二代幕府将军，天保十二年（1841年）闰一月，大御所德川家齐突然死去，导致家齐身边的人都被罢免，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乘机任用远山景元、矢部定谦、冈本正成、鸟居耀蔵、涉川敬直、后藤三右卫门开始进一步改革。

举措里有继续执行前期的制度，也新增了部分内容：

一、厉行节约，禁止奢侈。命令节减经费，取缔着用贵重服饰，禁止买卖高级食品。规定农民的住房和三餐必须遵守农家古俗，在城市矫正风俗，审查书物，处罚了作家柳亭种彦、为永春水等。同时奖励武士习武以振作风气。

二、控制城市人口，下“归农令”。饥荒流入各大城市的农民，几占周边农村人口的十分之三。为此，规定除经常营业和有妻子者外，一律回乡。限制农民进城务工，同时降低雇农工资，旨在加强自然经济、巩固小农经营，阻止失地贫农转向城市，希望重振农业。

同时聘请二宫尊德等著名农学家担任“御普清役格”，推行农业技术和知识。

三、解散“株仲间”(特权行会)。运往大坂和江户的各地物产，不再必须通过株仲间，允许村吏、豪农等兼营商品生产者和批发行，物产自由买卖，加强商品流通。

四、整顿财政。幕府因奢侈浪费每年财政赤字达黄金五十万两，因此发行新币弥补收入。另一方面，对町人课以重税，以挽救财政。

同时折半减免大名、旗本欠幕府的债款，或重新借钱给他们还札差的债，以维护武士阶级的体面。

五、进行军事改革。通过兰商馆提交的《兰风说书》和通商的中国商人提交的《唐人风说书》，1840年中英广州之战给予幕府极大的震动。天保十二年（1841年）老中水野忠邦命高岛舜臣茂敦在武藏国德丸原举行西式步兵、炮兵的实弹射击演习，之后重用高岛茂敦传授西洋炮术改革兵制，同时加强铁炮（步枪）、大筒（火炮）的生产和改良，进行军制、军备的西洋化。

六、发布上知令。天保十四年，下令大名与旗本在江户四周十里、大板方圆五里的领地(知行地)，收归幕府直辖，这一范围内的诸侯，转封他地。

因为节俭令，水野忠邦得罪了将军、大奥和上级武士，解散“株仲间”和向町人加税导致受益集团的反对，因为制、军备的西洋化引起了传统武士的反感，因为上知令又得罪了大量了亲藩、谱代大名和旗本，按照历史轨迹，众叛亲离下首席老中水野的心腹鸟居耀蔵投向反对上知令的老中土井利位并泄露秘密文件，今年九月十三日水野忠邦就会被弹劾罢免。

天保改革提高了幕府的行政效率，降低了幕府的财政支出，控制了人口流动，改善了农业、促进了商品流通，稳定了社会秩序，但限于当时的农业技术，化肥、农药、良种等高产科技还没有出现，在锁国政策下粮食产量无法大量提升，同时面对工商业的发展造成的豪农、豪商的地位提升，幕府也拿不出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天保改革的结果只能说是差强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