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踏入统计局(1/3)

踏入统计局

到人事局数日后，李同志对我和颜宪言说，“两位同学，经统计局同意，市里决定，你们两个都被分配到统计局工作。明天上午统计局来人，接你们两个上楼（统计局在市人委三楼）报到。”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们两个高高兴兴地来到人事局。李同志立即拿起电话，拨通了统计局，“找尚科长！……尚科长吗，下来领人吧。”对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话，李同志撂下电话说道，“尚科长今天有一件非办不可的事情，下不来了。你们两个再等一天。”

就这样，等到第七天。性情和蔼的李同志生气了。他拿起电话，拨通后，“是尚科长？人，还要不要了！不要，我们就分配给别的单位了。”对方短促地应了一句，电话撂了。李同志对我们两个说，“这就下来。——太不像话了！”

门开了，进来一个人。中等身材，四十岁上下年龄，体魄强健；可能是受面部客观条件（严重的天花遗迹）的影响，表情严肃的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他看了看李同志，又转向我们两个，说道，“他俩？”

李同志：“是。”

尚科长：“走！上楼！”脸色阴沉，多一个字都没有说。

尚科长是老八路，山东人，任统计局秘书科科长。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已经超过成婚年龄，组织上给安排了一个对象，组成了幸福的家庭。由于双方缺乏生育能力，从民政局由上海送来的孤儿中（优先）挑选了一儿一女。这对儿女健康、聪明、漂亮、活泼，人见人爱。

尚科长掌握统计局党政大权，日常总是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喝酒、打扑克的时候也会爆发笑容。我结婚时，在人委机关三楼会议室，他是以秘书科长的身份主持了茶话会一般的婚礼。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他是“解放兵”（被国民党抓丁入伍，被我军获俘），成了群众审查的对象。当然 ，只是闹剧一场。文革之后，他被安排到其他单位工作。退休后，大家还是把他作为统计局的元老，老统计局（指文革前的统计局）的同志们集会时，从不忘记邀他到场。

到了统计局秘书科，尚科长把我们两个交给了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同志——夏秘书。夏秘书辽东会计学校毕业，年轻美貌，青春似火，热情奔放。不幸，爱人获罪——反革命分子。她与他划清界限，离了婚。

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辆手推车，帮助我和颜宪言到火车站行李房取出了行李，把我们送到人委机关第二宿舍。几个月之后，局里在市里给颜宪言和妻子要了一户房子，搬出了二宿舍，住到山南。我在二宿舍住了不久，搬到了离机关更近、市立医院西侧、紧靠有轨电车道的人委机关第一宿舍，直到结婚。

一宿舍是一栋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二层灰色小楼。楼里住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没有对象的男性年轻光棍儿。宿舍大门正对有轨电车道。一进门，门旁右侧是看管宿舍的老头（不知姓名）住的传达室。往里，洗漱室，兼烧水房；有煤气灶，可以做饭。再往里，一间较大的屋子，摆放十来张铁床，刚刚入住一宿舍的人，都要首先住在这里，等待升级到里面的房间。楼上楼下的标准房间（估计不到20间），大窗户、木地板、靠门的两侧是嵌在墙内的、木拉门的大暗柜。一个屋住三个人。是我居住过的条件最好的，也是时间最长的独身宿舍。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高楼大厦的崛起，它已经荡然无存。不过，在它消逝的前些日子，我怕再也看不到它，拍了一张照片；夹杂在哪个相册中，一时没有找到。

住在一宿舍的统计局干部较多。最多时有十四、五人之多。我离开一宿舍的时候，还剩三个人。

颜宪言被分配到统计局财贸科，我被分配到工业科。颜宪言好像有些专业不对口，而我，则是真正的门当户对！

工业科办公室是统计局最大的办公室，也是三楼最大的房间（除了三楼会议室）。地板虽然已经脱漆，仍然保存着暗红的颜色。与省统计局对比，办公条件好像高出一个等级。办公桌基本上是一头沉，省统计局基本上是三屉桌比例较大；座椅基本上是皮面、弹簧坐面靠背椅，省统计局基本上是木板坐面靠背椅。科长是两头沉的写字台，坐的是转椅，省统计局大概只有处长才会有此待遇。大概这就是中央直辖市的办公配备。

屋里挤了十来个人，显得有些拥挤。

靠门左侧有一个米黄色、柜门镶嵌大镜子的大卷柜，十分显眼；后来科里同志们告诉我，那是解放后土改时斗争资本家的胜利果实。

工业科的善科长，小个，胖，满脸都是绷得很紧的肌肉，表情单一，目光炯炯的背面有一种难以理解的眼神，官气逼人。善科长省里调来的，有资格，有能力；17级，是科长中级别最高的，当然，牛一点并不为过。打乒乓球善于使用腕力，比较刁钻。儿子已经是团员了，他还没有退团。积极要求入党，始终未能如愿以偿（文革以后，是否入党了，不得而知）。

工业科是统计局最大的科室，经常保持在八、九个人以上。我在工业科期间，一起工作过的有燕恩、铁城、余守礼、毋笑斌、舒凯、邴楠、周湘夫、周淑琴、詹红琴、魏桂琴、邓玫芬、文超以及（1960年为了扩大党政机关中工人阶级比例，鞍钢向地方输送科级干部，其中，统计局3人）闾富和（之一）科长等十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