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在远东诞生(1/4)

《鞍钢宪法》亚克西

1960年3月22日，**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在中国，在远东诞生了！

3月24日下班前，秘书科夏秘书通知，“下班后开会，不准缺席。”

詹红琴：“什么会？”

夏秘书：“传达中央和省委重要文件。上食堂吃饭的，快去快回！”

尚科长主持会。黄局长亲自念文件，这是很少有的情况（平时传达文件大多都是由王德宣读）。

黄局长：“3月11日，市委向中央和省委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党中央、**非常重视，在这份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3月24日市委接到了辽宁省委转发的中央对这个报告的批语和**的批示。市委常委立即开会，作出向全市传达、学习和贯彻执行的决定。下班前，从市委那边拿来文件，市委让我们不过夜、马上向全体干部传达、学习。我们要按**指示那样，把报告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机关干部学习一遍，启发我们的脑筋，想一想我们自己的事情。下面，我念**的批示。”

以下是黄局长宣读的中央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1960年3月22日的批语全文。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我们听到**的批示都十分振奋，一种说不清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当然，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鞍钢宪法》的思想（非政治层面）会被西方的企业管理实践所利用。更没有预料到（二十一世纪）近些年《鞍钢宪法》几乎被束之高阁，湮没于历史的档案之中。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浏览了网上有关《鞍钢宪法》的言论，看到了宋铁春同志的文章。文章中他说他父亲宋必达是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首创者（之一——我认为还是说“之一”比较恰当）。鞍钢的老英雄孟泰、王崇伦、李少奎等等劳动模范英雄人物不仅鞍山人、就是全中国的人（那个时代）几乎都知道；然而宋铁春的父亲宋必达和亲自参与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他们的名字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1960年3月，**在**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属于企业管理范畴的经典概念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以苏联企业管理模式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党委领导，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管理企业。《鞍钢宪法》是与苏联的《马钢宪法》相对立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这些政府机关干部对于《鞍钢宪法》的企业管理的经典意义的认识远不如对它的政治意义那样深刻。

正如我们对《马钢宪法》的批判那样：《马钢宪法》实行一长制，不要党的领导；搞物质刺激，不要政治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和一套繁琐的规章制度，冷冷清清地办企业，不搞群众运动，不执行群众路线；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所以，我们学习《鞍钢宪法》的着重点也是党的领导问题，政治挂帅问题，群众运动的问题。这正是与其后十余年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各种阶级斗争事件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

鞍山市委的报告将近万字，黄局长读完了**的批示之后，市委的报告还是交由王德去念。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传达极其重要，当王德以高调、稍慢、认真的态度朗诵文件……读到了第三个部分（刚刚念完全文一多半）的时候，基建科有吃奶孩子的女同志还是耷拉下了强挺着的脑袋，偶尔爆发一丝鼾声。鼾声虽小，倒是一个警钟，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