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大米粥·饺子(1/2)

大米粥·饺子

1960年最后一个星期六，下班时。詹红琴见科里的同志们都走了，拦住毋笑斌和我，说道，“明天有事没有？帮助我买点煤。”

毋笑斌：“没事。行。”他看看我，我点了点头。

我：“新年，煤场不放假吗？”

詹红琴：“放什么假！为人民服务嘛。你们俩明天下午两点直接到我家。”

詹红琴爱人是一个地质工作者，到西北酒泉去找矿，常年不在家。詹红琴一个人住在五一路靠近鞍钢厂区附近的伪满遗留的鞍钢职工住宅区，在二层灰色楼房的楼上。

毋笑斌领着我，找到了楼号、门洞号，上了二楼。詹红琴开门，“两位还挺准时的嘛。”

毋笑斌：“搞统计的嘛！”

我迈过门槛，一股凉气袭面。举目四壁观看，哎呀！雪白的天棚、墙壁，晶莹剔透，闪闪发光。地板经过多年擦拭，不见油漆，木纹倒是清晰可见；潮湿的地面，也不时地闪射出几点寒光。进了屋之后，在我的头脑中顿时产生了一个疑问，好像她家里缺点什么东西？对了！她不是让我们两个来买煤吗？怎么没有见到屋里有炉子？

毋笑斌也看出来了，问道：“你的炉子安在哪里了？”

詹红琴：“在天堂。”

我想，“天堂”在哪个位置？不免抬头往上方看了看。

詹红琴：“真是让人家说对了！书念得越多越笨。”哈哈大笑起来。

毋笑斌：“连炉子都没有，买煤干什么？”

詹红琴：“真是一个科的，笨到一块去了。”

我和毋笑斌相对看了看，有些莫名其妙，也笑了起来。

詹红琴：“昨天街道发了一张豆制品票，我买了二斤豆腐渣。今天是1961年元旦，科里别的同志都有一个去处，你们两个背井离乡，无亲无故，大姐可怜可怜你们。我今天熬点大米粥，炒豆腐渣。庆祝1961年新年。不要嫌弃呀！”

这顿饭，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可以说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记忆。

詹红琴在统计大归口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调离了统计局。偶尔在街上相遇，之后，再没有见过面。

1961年3月份，父亲从家里来到汤岗子温泉疗养院疗养。

父亲很长时间以来，就有腰腿疼的老毛病。记得有一年夏天犯病了，腿疼的嗷嗷直叫。老杨家二爷出了一个（馊）偏方，并且亲自操作。把一块红砖在灶坑里烧得炙热，放到（卷起炕席）炕上，在红砖面上撒上鸡粪，把疼痛的腿架在红砖之上，然后，往红砖、鸡粪上浇水，利用上升的蒸汽熏腿。当把水浇到红砖上的瞬间，顿时热气蒸腾，一股恶臭充满房间，弥漫到房前屋后、左邻右舍，腥臭之味令人难以忍受。结果，父亲腿疼还是依旧。

在困难时期到汤岗子温泉疗养院疗养，并不是谁都能够获得的医疗机会。父亲只是一个运输公司的普通的22级干部，为什么还是来了？当然有腰腿疼的病是前提。那个时期，父亲手里没有权，腰里没有钱，医院里、单位里没有关系，更没有说话算数的坚挺的后台。现在回过头看，原因有两条。一是公费医疗制度。另一个原因，父亲在公司里几乎年年月月都是先进工作者。我在学校时穿的背心完全是父亲季度“先进工作者”（印在背心上的红字）的奖品。奉公守法、安分守己、尽职尽责是父亲一生恪守不渝的信条。

从市里去汤岗子，当年没有公共汽车；不过，火车还是很方便。为了照顾鞍钢职工通勤需要，从沈阳到大石桥或营口早、中、晚都有上下行通勤车。当时坐火车的人有一个口头禅：火车好坐，鞍山难过。在通勤高峰期间，从汤岗子、旧堡（pu）、鞍山、立山、灵山、首山、到辽阳，上下车的人几乎都是鞍钢通勤职工，拥挤不堪。汤岗子火车站是一个特殊的火车站，无论是北京到大连、哈尔滨到大连的任何一趟客车（包括特快列车）没有不停的；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当时全国医疗条件最为良好的温泉疗养院。

那半年，每到星期天，（除了有事情或特殊情况）吃罢早饭，我就会坐10点左右的火车去汤岗子。

父亲住在普通病房6号楼。这是一个三层苏式红砖楼。父亲住在二楼一个房间，共有四个病友，其中有三个人来自黑龙江，一个双鸭山煤矿矿工、另一个伊春林业局油锯手，还有一个是沈阳扇风机厂工程师。都是风湿性关节炎患者。

第一次到病房，父亲一一介绍了另三个人，他们都很热情。知道我在鞍山市人委工作，沈阳扇风机厂的工程师问我，“在鞍山工作多长时间了？”

我：“一年半多一点。”

工程师：“你父亲说，你是在沈阳念的书，哪个大学？”

我：“辽大。原来的东北财经学院。你是……”

工程师：“我是东工毕业的。在扇风机厂工作。”

我：“扇风机厂啊！我在你们厂实习挺长时间呢。在离心车间。”

油锯手：“老傅行啊！还供出一个大学生。”

父亲：“我哪有那个能力呀。全靠国家的助学金了。”

矿工：“咱们算是赶上好时候了。上大学有助学金，看病有公费医疗。工程师同志，你是不是也有助学金？”

工程师：“大部分同学都是靠助学金。”他看看手表，“到点了，吃饭去。”

走到食堂门口，饭菜的香味迎面扑来，不知不觉下意识地做了一口深呼吸。仿佛几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