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综合科同事们(1/3)

1982年8月我被提拔为科长到1984年7月离开综合科，整整两年时间里，一以贯之，夙兴夜寐，马不停蹄，一心只在综合统计工作之上。看推荐去看书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想象不出，那个时侯哪里有那么充沛旺盛的精力！同时，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科的每一个同事，没有一个人、无不像我那样工作。

从1975年初，回到统计局，科里的人员有出有进，由少变多，唯独我一直没有离开综合科。

以前综合科的人员，除了文昌霞，其他的人都没有回到统计局，燕恩去了计委，蒋竞芳去了物资局，孟庆儒去了供销社，刘兴然科长去向不明。之后的综合科，文昌霞和我是统计局老人，其余都是新人。

宋学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斗争中在统计局被打成**分子。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统计局之前，他已经下放工厂当工人。**之后，1979年落实政策，彻底摘掉**帽子，从工厂回到了统计局，安排到综合科。他和文昌霞是我们科里年龄最大的同志。

宋学武离开机关20年之后，又回到统计局干上了老本行，谁都看得出来，这个人埋头于工作，干劲十足。在科里他担任过学会工作，平衡统计，统计分析，职称评定等工作，任劳任怨，尽职尽责。

宋学武个头较高，身材魁梧，面庞黝黑。爱人年龄较小，长得年轻。是在工厂里找到的对象。一次，梁局长领着我们到他家去家访。叫开房门，宋学武的爱人出来迎接，梁局长问道：“你爸爸在家吗？”

“这是内人。”宋学武在他爱人身后出现，对我们说道。他爱人笑着退到了一旁。“你爸爸在家吗？”成了局里工作之余的笑料。

宋学武在科里的工作，我始终给予支持、帮助，既没有另眼相待也没有冷眼相看。但是，直言不讳，我对**分子确实有些偏见，当然，自己也是“中右分子”。以自己的亲身所见所历，从我接触到的那些被划定成**分子同志的表现，几乎全都是（没有精确统计，大概不会低于90％）在说话方面不够检点。有人对事鸡蛋里找骨头，故意挑刺，指桑骂槐，嘴尖；有的对人出言不逊，尖酸刻薄，嘴损；有的听风就是雨，捕风捉影，胡说八道，当传声筒，嘴欠；有的人不懂政治，自恃聪明，动不动就出来针砭时弊，说东道西，嘴冷；有的为了一己私利，个人主义，不分场合，发牢骚，泄私愤，嘴臭。有些人，在正式场合，在你争我抢的发言时，很少开口，然而，偶尔说出一两句，或是接别人的话茬，说上一个“是！”“对！”“啊？”之类的判断动词或感叹词，就已经把他的不合时宜的心思暴露无遗了。祸从口出！就是这个道理。在我入党时，同志们指出我的缺点时，最多的意见就是“说话不注意。”老宋说话虽然是刻意避免宿疾再犯，也还是不可能做到完完全全掩瑕藏疾。自己的毛病，在他人身上发生，好像看得更清楚，也算得上是一面镜子。

文昌霞，在**中受到冲击，千山斗批改学习班结束后，由于孩子小，丈夫在外地工作，没有和我们一起去鲅鱼圈（盘锦五七干校）打石头。盘锦五七干校解散，她没有去农村走“五七道路”，留在市里，到汽车公司当有轨电车售票员。打倒四*帮，落实政策，回到了局里。

文昌霞是整理统计资料的“专家”。从我 第 226 章 资料、汇总报表的主力。学会工作认真负责，被省统计学会和社科联评为先进个人和学会优秀工作者。局党支部委员。1981年任命综合科副科长。统计师。1986年退休。

文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我回到统计局同时，劳动局分配给我局6名部队专业年轻干部。文英和曾毅是这几个人当中的佼佼者。文英虽然没有上过高中，文化素质还是很高的。他虚心学习，钻研业务，悟性很高，很快就熟悉了综合科的统计业务。1982年5月中旬工作需要，局里把他调到工业科，1982年8月提拔为工业科副科长，1984年任科长。是我局上报市委组织部的局级后备干部。

在我主持局里工作期间，市委秘书长找我，要我们统计局把熟悉统计资料，有写作能力的年轻干部推荐给市委。我把几个业务能力较强的同志向他作了介绍，他说，“就把文英科长给我吧。”

我：“不行。他是我们局业务骨干，局级后备干部，准备当接班人的。”

秘书长：“糊涂。到市委工作一段，更多的熟悉一些市委的、全市的全面工作情况，不是更好的锻炼吗！对将来接班不是更有利吗！”

后来，不知道是谁跟我说，“你把小文调给市委，人家心里不太通，好像是你们统计局把他给推出去了。”

“不会吧？”我觉得，文英不会有这种想法。

柏健退休后，文英接任他做了统计局局长。

黎琳。辽大同班同学。毕业后分配到本溪市。和其在校搞的北京的黄姓同学结婚后，两地分居，离婚。黎琳**前她一个人带一个孩子独居本溪。她的父亲是鞍钢著名的元老级工程技术人员。颜宪言和我曾经向局里说明情况、提出建议，请求把她从本溪调回鞍山，到统计局工作。由于处于那个时代、莫名的原因，一直没有如愿以偿。直到1982年二季度末，总算是调了回来，安排在综合科工作。

当时，正在研究贯彻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提出国民经济翻番的目标。我们科要编写国民经济翻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