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崛起1094 李最应不傻(1/2)

萌总裁笑道，“没有这个必要了，他这种年纪，这么多年的执政经历，会没有你想的多吗？”

李泰熙嗯了一声，不敢再说什么了。

萌总裁笑道：“不是我不让你给你父亲提醒，关键是没有任何的作用，你别担心了。”

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重要的。

并且这时候，朝鲜依旧向李鸿章呈报朝日本交涉开港的事宜，不曾因《江华岛条约》而有所改变。

这是违规的。

因为，朝鲜已经是华国的一个省，这是在试探萌总裁的底线！

但是，按照西方国际法的解释，两国间的宗藩关系属于内政问题，国际的承认与否并不直接影响其宗藩关系；如果与第三国引起外交交涉，第三国的承认便属必要。

日本已承认朝鲜自主，那么将来日朝间发生纠纷，日本利用该国际法的解释，便有反对中国干涉的“权利”。

在日本外交家处心积虑的计划下，以后的朝日交涉都是直接谈判的，中国果然无法国参与其中。

日本侵略朝鲜的急进行动，必然迫使中国采取新的对朝政策。

李鸿章对朝鲜的基本政策，一向是维持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愿意朝鲜独立，也没有余力来设法加强“宗主权”。

换句话说，就是一切保持原状。

但时势迫使中国必须改变传统的对朝政策。

对朝的政策问题，直接联系到对日外交。

在中日交涉之中实际主持事物的李鸿章，自从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约》之后，对日本一直采取一种联络羁縻的政策，希望借“中日修好”条规之力，约束日本的行动，并抱着“联东方形势”的幻想。

这显然是对日本的侵略政策毫无所知导致的。

其实，在签订修好条规时，日本就要求“相同西例”，也就是要分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攫取的权益。

其后，日本于1872年派使至中国要求修改条约，尤其着重取消《修好条约》第二条有关两国友谊相助的规定。

这些迹象表明日本来者不善，而洋务派官僚还被蒙在鼓里，继续做着“联东方形势”的白日梦。

直到后来中日间发生种种不愉快事件，日本侵略的野心暴露，李鸿章才开始转变态度，逐渐地从联日变为防日。

“总裁，李鸿章来了。”卡特莉娜卡芙公主道。

萌总裁点点头，“让他进来吧。”

现在萌总裁驾驭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他开始真的像是一个君主一般淡定，并且是有经验，有魄力的君主。

李鸿章行了一个鞠躬礼，“皇上，我看，是不是在大院君和闵慈瑾之外，再在朝鲜扶持一派势力？以免得华军警备司令部每月为剿匪伤脑筋，而且，收效也一直不大。”

萌总裁眼睛一亮，他最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呢，点头道：“说下去，这个我也在考虑，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有！大院君的兄长，李应的哥哥，李最应。”李鸿章提醒道。

萌总裁嗯了一声，这个李最应，他是知道的。

李最应于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朝鲜纯祖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道光十三年（1833年，纯祖三十三年）被封为兴寅君。

翌年纯祖大王薨，李最应被纯元王后金氏任命为守陵官，守护纯祖的王陵3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朝鲜宪宗八年）李最应被任命为冬至正使兼谢恩正使，出使中国。

朝鲜哲宗年间，李最应主要在宗亲府担任闲职。当时安东金氏把持朝政，飞扬跋扈，李氏宗亲遭到空前的压迫，李最应与其弟兴宣君李应在那时十分落魄。

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哲宗十四年）十二月哲宗去世，神贞王后赵氏命李应之子李命福（李熙）入继王统，继承王位，兴寅君李最应才重新翻身。

同治四年（1865年，高宗二年）四月，李最应被任命为营建都监提调，负责景福宫重建事宜，后又历任扈卫大将、判义禁府事、判宗正卿等职位。

当时兴寅君李最应的弟弟兴宣大院君摄政，但是大院君实行独裁政策，不允许任何人以裙带关系分享权力，因此李最应始终没能攀上高官。

而李最应的权力欲又非常强，他在大院君执政时得不到重用，又想得到高官厚禄，被形容为“厨下饥狗”，大院君又一直不给他升官，因此他非常厌恶大院君，“与其弟大院君素不协”。

后来朝鲜王妃闵妃逐渐崛起，准备推翻大院君，李最应立刻投靠了闵妃，与骊兴闵氏外戚巨头闵升镐、闵谦镐过从甚密，并时常出入大院君的府邸云岘宫，为闵家刺探情报。

最终，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闵妃借崔益铉弹劾大院君之上疏而鼓动高宗宣布“亲政”，赶走大院君，李最应和闵家人也不断怂恿，高宗便在十一月三日宣布“亲政”，大院君垮台。李最应也很快恢复了扈卫大将的官职。

后来李最应又协助闵妃肃清中央到地方的大院君余党，册封闵妃之子李为王世子，因此李最应又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高宗十一年）十二月拜相，被擢升为左议政，成为了闵妃集团的核心人物。

到光绪元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十一月，兴寅君李最应被任命为领议政，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李最应也成为朝鲜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