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秦生活77.压力(1/3)

老甘龙虽然有些固执，但是绝不糊涂，他身居高位，对于天下大势自然也是了然于胸。其实对于变法，一直以来他虽然有所抵触，然而内心中早就明白，若要强秦，唯独变法一途可行，以前虽说是百般阻挠，一是担心自己的权势受到后来者挑战，但是更多的还是变法之举，兹事体大。若是变法失败，则国无宁日。而且举国大变，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多有利害冲突。贸然变革，一不小心，必会导致朝野动荡。

若是这变法之说只不过是国君一时心血来潮，那么不变犹可为之。因而前些年每每嬴渠梁在朝堂上隐约提出要推行变法，老甘龙便会带头反对，他怕的便是嬴渠梁不过是在跟风东方诸国，这大秦的国情与那几个已经进行变法的国家相差甚远，如果国君是要生搬硬套他国变法的经验，那是决然不行的。

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观察，如今老甘龙慢慢的发现，自己这位国君并不是个凭一时热情做事的人，更多的反而是是谋定而后动，为人谨慎有加。更重要的，这位君主极有主见，与其父相类，唯一不同的是，秦献公嬴师隰做事绝对的专断独行，说得不好听些便是武断，而嬴渠梁则能够兼听兼信，这变法之事他能隐忍了如此之久，着实有些出乎老甘龙的预料了。若是换做嬴师隰，只怕早就迫不及待的开始着手变法了。

即便如此，但作为一位有主见的君主，但凡他认定了的事，决计是会做的，只是一个时机问题。老甘龙深知这一点，因而那日大朝会，嬴虔开了口，他便知道嬴渠梁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只淡淡说了几句，便也不再多言，否则凭甘龙在朝野中的号召力，只怕这变法之争，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老师，我…”孟坼见老甘龙发怒，心中不禁有些无措，嗫嚅了半天却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其实你的顾虑我也清楚，你孟西白三氏昔年随穆公征战天下，立下了赫赫功名，因而才有了今日的地位和名望。”老甘龙眉头微微纾解开来，语气也没刚才那么重，“如今君上欲行变法，自然会启用一批变法新臣，这个是必然，可是变法之举，兹事体大，稍不注意便会引起朝局动荡，以君上之能如何会看不到这一点，他断然不会贸然行事。你孟西白三氏在朝野根深蒂固、深孚众望，君上是必定不会先拿你们开刀的。”

“可是老师，正是因为我三氏族人遍布朝野，许多人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君上为了给变法新臣腾出位置，势必要夺我族人之位、族人的权。如此一来，我三氏更容易成为变法革新的标靶。”虽然很是忌惮自己这位人老成精的老师，但是涉及自己一族安危，孟坼也不得不出言抗声说道。

他所言的确也无差，孟西白三氏族人在秦国朝堂上为数众多，许多关键位置都由其把持，秦公想要变法，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避开三氏族人，在秦国境内进行小规模的改革，就像秦献公昔年曾经做过的那样。

其实从真正意义来说，秦国的变革并不是从秦孝公和商鞅开始的。早在秦简公时期，便推行了一种叫做“初租禾”的土地改革制度，不过这比齐国类似的土地制度改革晚了近三百年。所谓初租禾，就是按照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征收农作物实物税。这项制度的实施，在法律上承认了私田占有者对所占土地拥有所有权，使大批占有私垦田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这也使国家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而可惜的是，在华夏大地风起云涌的变革大趋势下，这样小规模的变革不仅来的太晚，而且也几乎无济于事，根本不能推动秦国富强。

何况初租禾制度甫一推行，就受到了秦国贵族阶级的激烈反对。要知道，这些贵族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井田制中，依靠奴隶们无偿地付出劳力耕作公田，所得到的收益。一旦推行初租禾制度，虽然佃户、自耕农用粮食等实物抵消了力役，可公田就没人去耕作了，贵族们的既得利益也就大受损失。也许有人说，那就购买奴隶来进行耕作，或者把田地出租，问题不就解决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比起让奴隶白干、自己拿全部收成，掏钱或者分利的事情怎么都是不合算的。所以在贵族势力的强力抵制下，初租禾的推行一直是磕磕绊绊。

到了秦献公即位，他自然也知道，想要在老贵族势力的眼皮底下推行这种有损于他们利益的法令，无异于与虎谋皮，但如果不推行土地制度改革，秦国则只能困于一隅慢慢烂掉。所以，秦献公大打“国家利益牌”，以要跟魏国死战为由，将国都从秦中的雍城迁到了秦东的栎阳，在和魏国长期进行拉锯战的秦东地区推行初租禾政策。

这是个相当聪明的选择。首先，魏国在西河实行的土地新政策，切切实实给魏国的老百姓们带来了更美好的生活，这对靠近西河地区的秦国老百姓有巨大的吸引力，也让他们对初租禾有了期待和好感，从而为秦国的土地制度变革打下了群众基础；其次，由于长期拉锯，土地权属变更频繁，因此秦东地区的土地还没完全被贵族瓜分，“身家清白”，让改革少了很多的阻力；第三，由于远离秦国老贵族的大本营，贵族们虽然身居要位，却不愿意为国家真正出力卖命，不想涉足西河地带，眼不见心不烦，自然懒得对改革指手画脚大加批驳。

就这样，初租禾在秦东地区稳稳当当地推行了十年，不仅秦东地